定居殖民政策是法国殖民者在时代背景下为摒弃旧殖民方式而做出的积极努力，也是法国“文明使命”下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具体举措。

法国殖民者说“卡比尔人残忍、嗜血、折磨俘虏，容忍野蛮人是错误的”。 归根结底，这是一场由殖民者塑造的侵略阴谋，牵扯阿尔及利亚长达130多年。

然而，作为侵略战略的一部分实施的定居者殖民政策对阿尔及利亚的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改变了阿尔及利亚的生产关系，从而导致了社会结构的彻底转变。

各阶层生活地位的不同，使拓荒者与原住民成为敌对的两个群体，拓荒者的压迫使原住民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差，民族意识逐渐形成。

而且，在阿尔及利亚实施定居点殖民政策，也在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社会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烙印。

殖民地社会结构的巨大转变

殖民政府的建立和大量移民的输入对阿尔及利亚土著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原住民的生产资料被剥夺，生存空间被压缩。 突如其来的剧变，让原住民原本习以为常的生活变得陌生而可怕。

血缘联系在一起的部落宗法制度的解体、生产资料的匮乏和雇佣关系的建立，促使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取代了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阿尔及利亚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社会结构的变化

在法国殖民者入侵阿尔及利亚之前，阿尔及利亚4/5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和畜牧业。 随着殖民统治的加深和定居者数量的增加，“土著人民必须被边缘化和剥夺权利”，以便殖民当局实现他们想要的未来。

第一，生产资料的流失。 人民群众的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

阿尔及利亚社会多样化的土地所有制给殖民者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为了将土地据为己有，使殖民者更容易获得土地，殖民当局将不可交易的土地改为私人土地或私人占有一步一步。 将它带到国家并使其过程合法化。

游牧民使用的土地也逐渐被侵占，导致牲畜数量在短时间内减少，直接后果是游牧民逐渐定居。 大量原住民世代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被剥夺，被迫沦为无产者。 第二，传统社会关系的解体。

几个世纪以来，阿尔及利亚传统社会一直以氏族和部落为主要社会组织单位。 人们靠血缘结成群体，血缘忠诚也是社会认同的核心。

在政治层面，部落是反抗法国统治的最强大组织； 在经济层面，部落也是定居者定居的最大障碍。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大工业在瓦解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和相应的家庭劳动的同时，也瓦解了旧家庭关系本身。

法国殖民者在摧毁阿尔及利亚人经济基础的同时，无疑也瓦解了他们自己的部落关系。 定居部落和游牧部落都因生产资料的丧失而解体，部落社会在阿尔及利亚历史上走向终结。

最后，城市原住民的困境。 城市中的中小型实业家也因殖民者的压迫和移民的排斥而悲痛欲绝。 在殖民者武装入侵的阶段，除了残酷的杀戮，战争的爆发也让城中的小商贩濒临破产边缘。 即使有幸存下来的商人，后来建立起来的殖民地经济也是每况愈下。

定居者的到来增加了房屋的租金，大量法国商品的涌入大大降低了当地产品的竞争力，法币的大量输入也导致通货膨胀加剧，小企业几近破产。

于是，城市中的土著小商人和富商受到波及，他们中的大多数也成为了无产者，加速了阿尔及利亚社会无产阶级的形成。

2、生产关系的变化

阿尔及利亚土著居民的生产资料转移给了殖民者，使定居者变成了所有者。 加上早期定居和殖民政策实施阶段投机的肆虐，进入20世纪后，超过四分之一的欧洲地主拥有超过100公顷的农场。

在资本的作用下，殖民者低价买地，高价卖出。 从1878年到1914年，欧洲人以每公顷119法郎的平均价格从阿尔及利亚人手中购买了122.4万公顷的土地。 以每公顷 223 法郎的平均价格从欧洲购买了 33.7 公顷的贫瘠土地。

这种低买高卖的情况不仅存在于农业领域，也存在于畜牧业。 阿尔及利亚的原住民不仅没有高额信贷的提振，反而面临着高额的税收。 此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酷的气候和随之而来的霍乱、伤寒，将原住民一次次推向贫困。 深渊。

用于购买土地的货币资本支出不是农业资本投资，实际上减少了小农在自己生产领域可支配的资本，相应地减少了他们生产资料的数量，从而使经济萎缩。再生产。 根据。

由于难以承受高昂的税收负担，一些原住民只好接受农业劳动，成为季节性劳工。 但事实上，雇用的原住民的工资并没有成为欧洲移民农场的佃农高。

另一部分原住民选择进城谋生，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只是成为了城市棚户区的一员。 20世纪，法国工业化进程加快，需要大量劳动力，阿尔及利亚劳工成为其中的中坚力量。

随着定居和殖民政策的推进，殖民者“成功地”解构了阿尔及利亚本土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重构了阿尔及利亚社会新的生产关系。

雇佣关系的出现标志着殖民当局在阿尔及利亚建立的以高利贷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的成功出现。 这种以定居者为主导的雇佣关系成为阿尔及利亚殖民时期社会生产关系的重要特征之一。

加速民族意识的觉醒

殖民当局在经济领域的入侵，使原住民社会发生巨变阿尔及利亚穷吗，使原住民身陷险境，加剧了原住民对殖民者的仇恨。

“文明不是由机器建立的，而是由思想建立的。” 阿尔及利亚定居点和殖民社会的建立阿尔及利亚穷吗，带来了定居者与土著人民在交往过程中的相互交融和影响，这不仅存在于物质层面，也存在于精神层面。

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定居点和殖民社会与法国大陆没有什么不同。 不仅物质条件相似，而且由于定居者的定居，法国的意识形态也被引入阿尔及利亚。

一、“双重对立”结构的形成

“殖民者与土著人民的互动——通过抵抗、遏制、占有、同化、异化或企图破坏——是最终塑造新国家文化和政治身份的历史因素，调解了他们共同的殖民根源和路线。”

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阿尔及利亚，当地阿尔及利亚人与欧洲定居者的互动成为殖民时期塑造阿尔及利亚社会的重要源泉。

一方面，欧洲移民一直试图塑造自己的优势，排挤本土阿尔及利亚人。 为了假装他们的殖民统治是正确的，殖民当局将阿尔及利亚土著居民描绘成野蛮人。

1947 年，托克维尔说，法国“使穆斯林社会比他认识我们之前的任何时候都更加悲惨、更加混乱、更加无知和野蛮”。

从移民踏上这片土地开始，他们就受到殖民当局的影响，认为原住民是愚昧和懒惰的代表。 同时，殖民者群体依托殖民当局创造的优越条件，逐渐形成了与原住民截然不同的群体认同感。

受这种族群身份的启发，殖民者不允许土著族群在现有的基础上获得任何利益和权利。

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法国殖民政府对阿尔及利亚奉行宽容政策。 1863年和1865年，法国殖民政府两次通过圣旨，谋求阿尔及利亚土著人民的权益。

这与定居者所希望的前景相去甚远，定居者非常不满，他们发起了一场反对“阿拉伯人皇帝”的运动，反对帝国政策以确保定居者的优势。

另一方面，阿尔及利亚原住民对定居者的仇恨是不言而喻的。 首先，在经济上，殖民当局为了利用殖民者巩固殖民统治，大肆侵占原住民的土地和财产，使原住民成为无产者，继续受到殖民者的剥削。

城市中的土著工人每天工作十二小时以上，但获得的工资是每天工作八小时的欧洲工人的一半。

一些土著工人由于在该国生存困难，不得不逃往法国工业城市工作。 皮埃尔布迪厄称殖民地阿尔及利亚为“法国的无产阶级社会”。

其次，在政治上，原住民一直处于被统治的一方，地位和权力远不如欧洲殖民者。 殖民者在阿尔及利亚建立了民政制度，土著人民不得不接受殖民者的制度规则和不平等的“公平正义”。

最后，在文化方面，本土文化被殖民者抹杀，本土人的受教育率极低，可接受的教育也是殖民当局为法国殖民统治而设立的教育模式。

拓荒者对原住民的排斥和打压，导致了原住民对拓荒者的仇恨。

由于双方的互动和殖民者的偏袒，两者之间的对立越来越严重，对对方的报复也时有发生。 这种“双重对立”的社会结构成为殖民时期阿尔及利亚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的根源之一。

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生

在殖民统治时期，阿尔及利亚土著人民受到殖民统治的影响，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新思想，吸引了众多追随者。 在与定居者的交往中，原住民接触到了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和新思想，而两者在思想层面的微妙融合，让原住民有机会接受新思想并将其付诸实践。

一是以费尔哈特·阿巴斯为代表的同化主义。 在殖民政策的推动下，作为殖民政府巩固统治工具的殖民社会逐渐壮大，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开办的学校也逐渐增多。

阿尔及利亚富有的中产阶级将子女送到殖民政府开办的学校接受教育。 这些孩子从小接受法国教育，长大后大多当过律师、商人和医生。

这些年轻人承认法国的主权，不排斥甚至主张与法国同化，但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宗教特征。 同化主义者出于对政治权力的迫切渴望，鼓励阿尔及利亚与法国融合，但这种土生土长的社会精英群体的想法无法被普通民众接受。

第二种是以麦沙里哈吉为代表的麦沙利主义。 由于阿尔及利亚原住民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殖民当局的压迫和欧洲殖民者的排挤，原住民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以致于解决不了温饱问题.

在宗主国法国工业发展步伐加快的情况下，一些无产者背井离乡到法国工业城市的工厂工作。

在工厂里，阿尔及利亚劳工与法国本土工人阶级共同生活，见证了欧洲工人阶级运动，形成了以独立为目标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最后是以阿卜杜勒·哈米德·本·巴迪斯为代表的伊斯兰改良主义。

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教色彩一直是土著居民最突出的特征，似乎人们普遍认为伊斯兰教和民族主义在现代阿尔及利亚史学中紧密交织在一起。

法国殖民者抵达阿尔及利亚时表示，在未来的法国统治下，“穆斯林宗教权力的行使将是自由的。

各阶层居民的自由、宗教、财产、商业和工业不受侵犯。 他们的女人应该受到尊重。”

随着时间的推移，面对殖民者的入侵和残酷统治，阿尔及利亚当地的宗教人士意识到事实与他们当初的承诺大相径庭。 他们主张通过宗教复兴和文化复兴来拯救穆斯林社会，极力反对同化主义。

此外，共产主义等思潮在阿尔及利亚独立前活跃于政坛，阿尔及利亚的定居社会是各种社会思潮的温床。 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围绕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的政治斗争变得尤为激烈。

二战结束后，法国的战败让阿尔及利亚本土势力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再加上1945年塞提夫大屠杀的发生，阿尔及利亚国内各种民族主义思潮朝着趋同的方向发展。

正是对多维民族主义的实践探索，唤醒了阿尔及利亚的民族意识，为民族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